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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良华:学术论文写作中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  

2012-11-11 16:17:44|  分类: 教学论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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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零修辞写作”与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

     刘良华

其实,论文是否有文采也许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不要“矫情”、“做作”、“媚俗”。为了保持学术论文的“零修辞写作”状态,为了防止学术论文写作中的“矫情”、“做作”、“媚俗”,这里特别提示学术论文写作中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[1]

(一)“零修辞写作”

学术论文的陈述不可避免地隐含作者的价值倾向,这使论文的写作总是不同程度地染上作者的感情色彩。但是,学术论文在表达自己的价值倾向时,需要尽可能保持克制、节制,尽可能少用“修辞”,更不能“口诛笔伐”。就“价值中立”而言,写作最好保持“零修辞写作”。 [2]

比如,学术论文最好“少用”类似“一针见血地指出”、“正确地指出”、“深刻地指出”或者“蓬勃发展”、“茅塞顿开”、“独具匠心”、“匠心独运”、“别出心裁”、“高瞻远瞩”等修辞。不是完全不可以使用这些修辞,而是最好“少用”此类修辞。

比如,学术论文中最好“不用”类似“无耻”、“反动”、“叫嚣”、“狂吠”、“暴露”、“揭露”。[3]此类修辞使学术研究不再显示为学术论文而迅速滑向“仇恨文学”。最好少用或不用类似“鼓吹”、“宣扬”、“散布”等词语。

(二)三个禁忌

学术研究中的“三个禁忌”是:

第一,避免简单的对策研究。尽可能少用“应该……”、“必须……”、“要……”、“让……”等“情态”话语。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“对策研究”,但在提出对策之前,必须以真实的历史研究、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为根据。否则,对策研究就是没有根据的想象、幻想。

学者的本分是用证据说话而不是成为知识的命令者、立法者。学者没资格对人指手画脚、指点江山、作威作福。学者既没资格为他人“规划人生”更没实力为国家“规划教育”。一旦学者说“应该……”、“必须……”、“要……”,学者就摇身一变,自诩、自任为哲学家、思想者、政治家、改革家、先知先觉者甚至政客。“应该……”、“必须……”、“要……”、“让……”是“先知”、“哲学家”或“政客”常用的句式。学术界有一种现象:某个学者一旦“少年得志”或“德高望重”,就满篇“应该……”、“必须……”、“要……”,为他人规划人生或为学术指示方向。这容易误导年轻的初学者。殊不知,那些“少年得志”或“德高望重”的人当年在提交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论文时,他们并非满篇“应该……”、“必须……”、“要……”。那时他依然是一个只叙述、陈述事实而不是发号施令者、指点江山者。马克思提倡“改造世界”而不赞成只是“解释世界”,但是,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典型的实证研究的套路。

第二,避免简单的本质研究。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“本质研究”,但在做“本质研究”时,需要采用有说服力的演绎或者归纳、类比推理,否则,所谓的本质研究,不过是零碎的个人意见和无谓的纷争。

谨慎使用或尽可能少用“论……的本质”、“……与……的本质差别在于”、“……的本质特征是”以及类似的话语。某事物的“本质”究竟是什么,这原本是一个难题,不可轻飘飘地、口无遮拦地把“本质”说出来。如果研究者执意要做“本质研究”,则最好将“论……的本质”转换为“……与……的比较”、“……与……的差别”、“……与……的异同”。[4]除了比较研究,也可以通过追寻“起源”的方式来显示事物的本质,比如达尔文的《物种的起源》。

第三,避免简单的价值研究。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“价值研究”,但在提出价值批判或重新评估价值之前,需要“摆事实”或者显示某种“雄辩”。

若既无“事实”,又无“雄辩”,最好谨慎使用或尽可能少用“论……的价值”、“论……的地位和作用”、“论……的意义”。事物是否有价值,取决于该事物是否对他人或他物造成了影响或满足了某种需要。因此,如果研究者执意要做“价值研究”,则最好将“论……的价值”、“论……的地位和作用”、“论……的意义”的“散论”语气转换为“……对……的影响”,或者,将“……对……的影响”以“……与……”的语法格式表达出来。比较经典的标题是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。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”这个标题所隐含的研究思路就是“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”。

(三)“八项注意”

第一,在研究历史人物和经典名著时,在没有理解他人之前,不要轻易对他人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。初学者对经典名著尤其要有敬畏感。对于初学者而言,理解比批评更重要。

第二,避免“过度引用”,尽可能少用“朱熹说”、“马克思说”,“杜威所”,“孙中山说”等排列的句式作为论述。论证一个观点是否成立,需要提出证据或证词,列举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为证词,但不必过度引证。论证一个观点是否成立,即便千万人说了相关的话,也不能说明该观点是正确的。把千万人的口水化的意见聚集起来,依然还是口水化的意见,而不是有根据的知识。无论某个名人说出了什么名言,他的名言都不能用来论证某个结论是否成立。论证是否有效,只能有两个路径:要么采用经验的归纳的路子,要么采用先验的演绎的路子。只有那些尚未入门的初学者才不断用名人名言来为自己做辩护。这样的话语方式不是论证,而是先把某个人“神化”,然后把自己的论文写成“神话”。一条假设是否成立,与马克思说了什么、杜威或孙中山、朱熹说了什么没关系。他们所说的话只是有待验证的假设。不必把某人“抬”出来压制读者。

第三,尽可能少用“无庸质疑”、“毋庸讳言”、“不用怀疑”、“不可否认”、“无疑”、“应该说”、“显而易见”、“显然”、“众所周知”、“不言而喻”以及类似的口水话语。在学术研究领域,几乎没有什么结论是不能怀疑、质疑的。动辄使用“无庸质疑”、“毋庸讳言”、“显而易见”这些词语,显得装腔作势、少年老成或倚老卖老。在学术研究领域,也很少有家喻户晓或不言语就可以容易看明白的知识,因此,最好少用“众所周知”、“显而易见”、“显然”、“不言而喻”这类词语。

第四,尽可能少用或不用“我们认为”、“人们普遍认为”、“大家认为”(若不注明出处也不可以使用“有人认为”)。当研究者说“我们认为”时,究竟谁跟他一起认为呢?除非有多个作者,否则就明确地说“笔者认为”、“我个人认为”。

第五,如无注释,最好少用或不用“有人认为”、“有研究显示”、“有学者提出”。

第六,若做实证研究,最好不要急于提出“笔者认为”、“我认为”。实证研究更多地采用“研究结果显示”而不是“我个人认为”、“笔者认为”。真正的实证研究是“让事实说话”、“述而不作”(尽管不必做到“信而好古”)或维特根斯坦式的“不要想,而要看”。相反,如果学术论文中频繁出现“我认为”或“笔者认为”,则可能该研究没什么学术含量或学术精神。

第七,为了避免随意的价值判断,尽可能保持“零修辞写作”状态,最好少用或不用“一针见血地指出”、“正确地指出”、“深刻地指出”等带有强价值倾向的词语。不必说,“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一针见血地指出……”。这个说法不好,太夸张,又太血腥。也不必说,“杜威正确地指出……”,凭什么说杜威的说法是否“正确”的?除非,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某个人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,这时才可以使用类似“正确地指出”的词语。比“正确地指出”更恶劣的是“深刻地指出”。常见的所谓“深刻地指出”,后面所引用的观点其实很平庸。即便所引用的观点出自某个权威人士的文章或讲话,也不必恭维说“深刻地指出”,那是哈巴狗的作为,不是学术研究。

第八,为了保持“零修辞写作”状态,尽可能少用“蓬勃发展”、“无独有偶”、“茅塞顿开”、“独具匠心”、“匠心独运”、“别出心裁”、“高瞻远瞩”、“值得说明的是”、“值得一提的是”、“值得注意的是”以及类似的词语。这些词语没什么不好,只是,若使用不当,就显得俗气。还有一些词语不仅俗气,而且低俗、恶俗。比如,在“在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”中,“蓬勃发展”就显得低俗。不如淡淡地说,“在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。”把“蓬勃”去掉之后,话语显得比较节制。节制的语言比夸张的语言更冷静也因此更深刻或更有分量(尚不知“节制语言”为何物的人,就是没学术感的人)。比如,“德国著名教育家本纳先生认为”就不如直接说“德国学者本纳认为”。“他的教育理论是最有魅力的”就不如“他的教育理论是有魅力的”更有分量。“有魅力”已经了不起,不必说“最有魅力”。比如,“杜威是绝对清醒的”就不如冷静地说“杜威是清醒的”。“清醒”比“绝对清醒”更清醒。“这段话道出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真谛”就不如说,“这段话道出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秘密”。“Goodlad高瞻远瞩,为学校教育的未来设计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”[5]就不如说,“Goodlad为学校教育的未来设计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”。为了保护文章的语感,最好少说“值得一提的是”、“特别值得说明的是”、“值得注意的是”、“要补充说明的是”。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义的,它提醒读者注意后面的补充说明。但是,难道只有后面的说明和解释才是“值得一提的”,而前面的解释就“不值一提”、“不值得注意”?所谓“值得一提的是”,其实只是一个补充说明。而且,即便要补充说明,也没必要频繁使用类似“要补充说明的是”的句式,只需用“此外”、“另外”或“脚注”、“加括弧”的方式做补充说明。





[1] 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也有“媚俗”的嫌疑,这里借用这个世俗的概念,主要是为了使这些学术禁忌深入人心。


[2] 这里借用朱光潜先生所批评的“零度风格”(zeros tyle)。参见朱光潜.漫谈说理文[C]//王力,等.怎样写学术论文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:40.另参见朱光潜.漫谈说理文[C]//王力,等.怎样写论文.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:48.只是,朱光潜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(该文写于1962年),对“零度风格”有成见。朱光潜也意识到:说理文有两条路“一条是所谓零度风格的路,例子容易找,用不着我来举;另一条是有立场有对象有情感有形象既准确又鲜明生动的路,这是马克思在《神圣家族》,恩格斯在《反杜林论》,列宁在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》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《评白皮书》和《尼赫鲁的哲学》这一系列说理文范例所走的路。”见朱光潜.漫谈说理文[C]//王力,等.怎样写学术论文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:49.


[3] 比如,最好不使用类似这样的话语:“巴枯宁甚至狂吠:‘强盗就是英雄、保卫者、人民的复仇者’。”参见罗徽武.试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[J].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1980(4).


[4] 比较经典的比较研究的标题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》。参见马克思,恩格斯.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(第一卷)[M].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,编译.北京:人民出版社1995:1-102.中国学术界比较影响的标题是邓晓芒的《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》。参见邓晓芒.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[J].中国哲学,2000(7).


[5] 这句话出自《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》的“译后记”。参见[美]古德莱得.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[M].苏智欣等,译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479.该书原作者Goodlad在中文版中虽然书名译为古得莱得,但正文中大量地译为古德莱得。这里取古德莱得的译法。这本书的中译本多处出现非“约定俗成”的翻译,比如把R. M. Hutchins翻译为哈庆思而不是赫钦斯,把A Nation at Risk: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翻译为《处在危机中的国家:教育改革的必要性》而不是《国家处在危机中:教育改革势在必行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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